黄洁夫：将生命献给中国器官捐献事业
“叶沙队，加油！”2019年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开幕式，一支特殊的篮球队和演员成龙一起出现在水立方。他们年长的即将60岁，年少的还在青春期，他们的球衣上印着同一个名字“YE SHA”，以及某个人体器官的简笔图案。
他们的球技生疏，但他们背后的故事感人至深：2017年4月27日，16岁的篮球少年叶沙突发脑溢血离世，父母悲痛之余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一个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但他的心、肺、肝、肾和眼角膜却以另一种形式，在七个鲜活的生命上继续着律动。叶沙曾说过，长大后想要成为一名脑科医生，如今算是提前实现了治病救人的梦想。
梦在前行，爱在延续。“只要我还在呼吸，叶沙就一直活着。”受捐者之一、曾经的尘肺病患者刘福说。他和队友都签署了器官或遗体捐赠协议，热心投身于器官捐献志愿者活动。生命是短暂的，每个人都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都希望将爱的美好和生的希望可以无限传递。
2015年中国全面实施公民器官捐献政策以来，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数量逐年增长，器官捐献数量长期列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截至目前，全国累计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94万。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每年完成器官移植手术1万多例。
回望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展，一路上有明枪暗箭，有崎岖坎坷。最终它冲破重重阻挠驶向光明的未来，有一个人的辛勤付出必将载入史册，他就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让生命延续，让心跳不止，让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得以重生。”这是黄洁夫多年以来的梦想，如今得以如愿以偿。
竖起中国器官移植的大旗
2021年，黄洁夫75岁了。这本是一个可以享受生活的年纪，但他仍旧为了中国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的事业四处奔波。10月29日下午，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行为倡导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他还专程通过视频表示对项目的支持和祝福。
本刊记者与黄洁夫部长有过两次面对面专访的机缘。第一次是在昆明，于第四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的忙碌间隙，见证了他对待工作的执着与一丝不苟；第二次是老人回中山大学探亲访友，见证了他对待生活的写意。
这位生于1946年的老人说话不紧不慢、温和并且充满力量。从他的讲述中，在时光的阅历中，我们看到了风雨中走来的一段段往事。
黄洁夫祖籍江西吉安，出生于湖南洪江。他的父亲心灵手巧，在洪江打算盘届小有名气。黄洁夫继承了父亲的聪颖，但同时也十分调皮。
“我走上行医这条道路，并且选择肝胆外科专业，就是因为父亲。”他说。1961年，父亲因急性暴发性肝炎几经折磨最终离世，临终前希望儿子学医，救治像他一样的病人。两年后，17岁的他考进中山医学院（即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南下广州求学。
1969年，黄洁夫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昆明工作。经10年临床积淀，1979年回母校攻读肝胆外科研究生，是“文革”后我国首批研究生之一。1984年，他又远赴澳大利亚，进入悉尼大学国家肝移植中心进修。在这里的3年半，黄洁夫把时间掰碎了用，成为该中心的肝移植骨干医师，被授予荣誉教授的头衔。
回国后，黄洁夫出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他决心重启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
器官移植是20世纪医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被称为“医学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而肝移植则被称为普外科领域中的珠峰。早在1972年，中国就完成了第一例肾脏移植，期间肝移植领域也做过一些尝试，给终末期肾病、严重肝硬化等患者带来了再生希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很多领域尚是空白。
空白意味着无限可能，也意味着无限险阻。“肝移植风险大、成功率低、费用高，困难重重……”黄洁夫说，回忆当初的勇气与坚持，既源于对父亲的承诺，也有对患者的悲悯，“中国是肝病大国，每年有30万人死于肝病，作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我们需要自主掌握这项技术。”
他和同事、弟子几乎是从零开始，筚路蓝缕。“那几年条件艰苦，周而复始做实验，常常一做就是通宵。”中山一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回忆，他1988年进入中山医科大学读博，跟随黄洁夫导师深耕于器官移植领域。
令人振奋的是，1993年他们团队完成国内首例体外静脉转流下的肝脏移植。从手术方式选择到术后处理均达到国际水平，极大地鼓舞了信心。1994年，黄洁夫又牵头组建了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成为我国较早独立建制的器官移植中心。1996年，实施亚洲首例肝肾联合移植，轰动全国。
此后，黄洁夫致力于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临床、科研。他对肝动脉栓塞、二期切除肝癌、全肝血流隔离肝切除术、肝内结石的分型、胆管癌外科治疗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率先在国内使用新型肝动脉阻断器对不可切除的肝癌作反复暂时性去动脉化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他努力解决肝移植的关键问题，如尸体多器官切取、体外静脉转流、供肝保存、小儿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等，推动了我国肝移植外科迅速发展。
作为课题负责人，他率团队获得8项国家、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0多篇，主编外科学专著16部，其中包括我国第一本肝移植专著。在国际医学界，他被视作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领军人物，经常被邀请担任国际会议的主席或副主席，并先后被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尔诺州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聘为外科学客座教授。
他还培养了一批器官移植领域的杰出专家。何晓顺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擅长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小肠移植及多器官移植，创新发明的无缺血移植技术震惊世界，近年来已先后应用于肝、肾和心脏移植领域。获得2017年“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及2020年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特等奖。美国移植杂志刊文认为“是器官移植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国内器官移植高潮中，黄洁夫是公认的推动者和当之无愧的学科带头人。随着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历任中山一院副院长、院长，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2001年担任卫生部副部长。
虽然身兼数职，但他从未远离临床，再忙也要拿起手术刀。那段日子，人们经常看到黄洁夫辗转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人民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等，独自乘电梯进手术室，常看到他在术后与博士生、医护人员分享手术成功的喜悦。因为他本人对移植事业的无私奉献，2008年他荣获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重要贡献奖。
有一次，黄洁夫亲自给16岁的贫困患者田国芳施行胆总管囊肿切除并肝管空肠吻合术。不少人问：“黄部长这么忙，还亲自上场做手术吗？”他的回答是：“这不算什么，除了行政工作，剩下90%的时间我都在给普通老百姓做手术。在开会和做手术之间选择，我更愿意去做一台手术。”
如今退休多年，本刊记者询问时，他依旧如此回答：“无论有多少身份，我首先是一名医生，只要我还能坚持，我就会做手术。”
为器官捐献事业刮骨祛毒
黄洁夫的手术刀曾帮无数患者解决病痛。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把刀还一直在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改革创新。
他告诉本刊记者，自我国自主掌握器官移植技术以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依靠执行死刑的罪犯，即所谓“死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卫生部等出台《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了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死刑罪犯自愿的；经家属同意的。
虽然使用死刑罪犯器官有法可依，却陷入医学道德困境，执行上也存在漏洞。黄洁夫和率先探索的器官移植专家们都曾深受困扰。一些国际组织也因此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国。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前任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带头遏制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与世界的交流学习。
一些敌对势力更趁机污名化中国。“有邪教组织指责我们活摘死囚器官，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污蔑！”回忆当初，泱泱大国在一个关乎人民福祉的医学前沿领域被孤立，黄洁夫仍感到愤怒和无奈。他说，“这是为了挽救生命不得已的做法，是权宜之计，但也是饮鸩止渴。”
此外，死刑罪犯器官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器官移植术后成活率长期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成为器官移植医生身上的另一重枷锁。
“你不能一直采取鸵鸟政策，不能一直掩耳盗铃。”他说，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必须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正视不足。
2005年7月，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在菲律宾举办，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与45个国家代表共同商讨器官移植的革新和未来。不和谐的声音追随而来：“中国的移植器官从哪里来？”面对质疑甚至攻击他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坦承：当时的中国器官移植尚缺乏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弹赞参半。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有人表扬他敢为人先，不少同事、朋友则担心他丢乌纱帽。但他管不了这么多，他唯一知道的是，中国必须刮骨疗伤，至于个人，“大不了回去做医生。”
事实上，国家已在谋划相关改革。黄洁夫的发言得到了支持，并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主任委员。
2006年，在黄洁夫主持下，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并发表《广州宣言》，明确表示“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正式踏上自我革新之路。
2007年，我国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走向法制化。
同年，在黄洁夫推动下，原卫生部以“连续移植20例以上，生存率95%以上”作为准入标准，将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从600多家减少至163家。当时很多人给他打电话说情，但他坚决排除干扰，以铁腕手段清理乱象。
2010年，中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严禁器官买卖行为，并增设“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
2013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同年，黄洁夫卸任卫生部副部长，转而出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法人，为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代言。
2014年，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公民自愿捐献率最高的国家。当年器官捐献近1700例，超过此前自愿捐献量的总和，支撑了全年80%的移植手术。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死刑罪犯器官捐献的链条被彻底斩断。
2015年1月1日，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尸体捐献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这一年，69岁的黄洁夫再次现身菲律宾，领取了顾氏和平奖，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该奖项的人。该奖与诺贝尔和平奖齐名，是联合国承认的两个世界和平奖之一。这个奖项是为他个人为移植事业四处奔波、不懈努力的喝彩。
2017年，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这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名誉主席，他的学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王海波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委员。
“世界器官移植像一艘大船，中国以前不在船上，世界也不知道中国驶向何方，但从2015年伊始，中国已经站在了这艘大船的中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何塞·努涅斯评价说：中国正式登上世界器官移植和捐献事业的舞台。
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前任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也转变成黄洁夫最忠实的支持者。“你们的骨头也是我们的骨头，你们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进步。器官移植‘中国经验’的最大特点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是许多国家应该参照的典范。”他说。
让生命在阳光下延续
如今，黄洁夫仍时常想起做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的母亲的话：“做医生，最重要的是将心比心，要有菩萨心肠。”他本人也是这样践行的，以铁血推动改革，以柔情对待患者。他说，这是一名器官移植专家的基本素质。
国人事死如事生，1977年至2009年间，中国内地仅有130名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不过，在黄洁夫看来，文化鸿沟并不是阻力，更大的拦路虎是制度的不完善和无作为，“必须建立一套高效而公平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奠定公众信任的基石，推动公众自愿参与器官捐献。”
2010年，卫生部决定开发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黄洁夫把系统的设计和搭建，交给了得意门生王海波。
黄洁夫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期间，王海波是校学生会主席，后来他追随黄洁夫全身心投入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即便遭遇重重阻挠，他仍坚持推动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事业。
“为了设计COTRS，我们研究了十几个国家的器官分配系统，制定了多达390多页的原则，形成了分配草案。黄老师坚持一个字一个字修改。”王海波回忆。打磨的过程细致而艰辛，同时也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2011年，一名父亲因交通意外脑死亡，家属决定依照其生前意愿，将其肾脏捐给他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儿子。根据过往思路，父亲的肾源只能进入COTRS进行分配，不能直接用于儿子的肾移植。黄洁夫不满意，他认为，器官捐赠不能只顾科学、不顾人情。于是，他致电世卫组织国际移植协会主席，询问是否可以按捐献者意愿分配器官，在得知国际上有不少先例的答复后，黄洁夫立刻决定促成此事，实现这名父亲生前的意愿。
COTRS系统在器官移植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手动计算，一个器官的顺利分配需要60个小时，而COTRS最长只需1.5小时。它还充分考虑公平，依据儿童优先、病情危重优先、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优先等原则，对患者进行评分。
不久，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主办的国内首个互联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系统、“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于2014年上线。黄洁夫和弟子何晓顺等人早早就填写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后者还发动女儿一同参与。“这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是医者追求的大爱。”何晓顺说。如今，我国公众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空前高涨，全国每百万人口的年捐献率达到4.1，创历史新高。
“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但与第一大国美国还是有很大差距，自愿捐献率和美国有10倍之差。”黄洁夫说。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他每年都会在两会上提案，至于一共提过多少个和移植事业相关的提案，已经数不清了。老百姓是否有生的希望，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一杆秤。
2015年，歌手姚贝娜病逝，捐献了眼角膜。黄洁夫特意写了一篇评论：“一个透明和阳光的公民自愿捐献大气候，正在我国逐渐形成。”
2021年6月，《国务院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被列入计划。这是黄洁夫多年来一直推动的重要改革工作，但它绝不是最后一个。
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制定并发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黄洁夫认为，办法细化并明晰器官捐献移植成本构成，建立完善人体器官获取收费管理机制，推进器官移植法制化进程，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除了器官捐献和移植，黄洁夫对公共卫生、医疗领域的其他问题也有不少见解和呼声，推动公立医院须回归公立本质、建议养老服务与医改结合、反思无效医疗等，都是这位超过半世纪的医者、管理者长期思考的问题。
黄洁夫很喜欢一件名叫《自我完善》的雕塑，内容是一名下半身仍是石头的少女，手拿锤子，正努力雕琢自己的身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也是人类自我雕琢的艺术，它以一个生命的无私奉献成就另一个生命的无限可能。”他说。
今天的世卫组织网站上，仍能看到黄洁夫2012年留下的一副经典照片。他和几位医生身穿绿色洗手衣，身体微微前倾，低头默哀。躺在他们面前的，是17岁的器官捐献者、因车祸去世的护士小静，身穿护士服，手捧一束淡菊。那是器官捐献手术前的一刻，黄洁夫等人向她致以最高敬意。
透过这张照片，世界看见了中国医生对生命的敬畏，看见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在阳光下的奋力前行，也看见了黄洁夫对生命至上的毕生追求。
党员要成为生命接力先锋
历经多年探索，中国大陆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五大部分，在国际上叫响了“中国模式”。然而，这只是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黄洁夫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对比：美国3亿多人口，每年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近4万例，我国14亿人口，每年有30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移植，可实际每年才做2万多例移植手术，远不能满足需求；我国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数量现为330万人，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80%的成年人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我国器官捐献率为4.5/百万人口，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达到47/百万人口；美国器官移植医院有250多家，中国只有180家，其中能做难度最高的心、肺移植的只有26家。
尽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供体不足仍然让众多器官衰竭患者陷入苦苦等待。如何解决供体不足的难题？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加大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还要充分发挥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器官移植事业当然也不例外。黄洁夫介绍说，早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就明确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现在我国器官捐献的质量和移植的技术能力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器官捐献的理念宗旨与医疗卫生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是一致的，全国医务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应率先垂范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队伍中。”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正确领导下，2020年7月1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创立“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品牌。
2020年七一前夕，黄洁夫教授深情回忆，已故我国外科泰斗裘法祖教授生前嘱托，要尽快推行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改革；夏穗生教授在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角膜和多年积蓄，老一辈移植人不遗余力的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贡献着力量。他指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历经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改革，在法律法规完善、器官管理分配、文化伦理宣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打造了深受国际赞誉的“中国模式”。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作出应有贡献。
自2021年3月，黄洁夫启动“生命接力先锋队”走进百家医院、百家高校、百家社会组织、百家企业的“四个一百”联学联建主题活动，推动各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器官捐献理念宣传与志愿服务。截至目前，已先后与百余家单位开展38次“生命接力先锋队”联学联建主题活动，全国“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联盟单位已达94家，新增器官捐献志愿登记45万余人次。
看到“生命接力先锋队”取得丰硕成果，黄洁夫深感欣慰。中国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国度，器官捐献移植事业高速发展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中华文明的窗口，向世界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有文化定力和文明定力，以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照着我们自己的路走下去。”他说。